2021年11月9日上午9：30-11：30，陈学超教授上林人文社科第117期讲坛，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为广大师生作了《文化的启蒙者和守夜人——以长安走出的吴宓为个案》的讲座。讲座由高研院副院长赵学清教授、文学院副院长李跃力教授主持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维樑、高研院院长、文学院教授李继凯为评议人，文学院资深教授赵学勇、副教授冯超，旅美学者陈瑞琳及境内外学者近100人参加了讲座。

赵学清、李跃力教授主持讲座

陈学超教授从早期留学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展开，指出早期留学生充当了革新者、启蒙者、先行者、开创者，在中华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中发挥了破旧立新、建设新文化的先锋作用。

首先，陈学超教授谈到早期留学生的中华文化背景，认为1872-1979年的十万中国留学生，特别是两万多留美学生，都有以下四个特点：第一，师夷长技，救国图存，革新故国，承传了“君子为学，以明道也，以救世也”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；第二，几乎都出身于儒家礼教氛围浓厚的旧家庭，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，奠定了较好的国学根基，留下了天然的文化依恋；第三，都有在异国他乡被歧视的经历，由衷地怀念故国文化；第四，留学后的前途，大多期待报效祖国。

其次，陈学超教授介绍了早期留学生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。一个是曾被批为“全盘西化”的胡适，指出五四新文化初期胡适的“西化”，只是参与破旧立新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策略，一种矫枉过正的方法，并未舍弃中华文化的根基；还有坚持“昌明国粹，融会新知”的“哈佛三杰”，即汤用彤、陈寅恪、吴宓，包括同学同道梅光迪，他们都出身世家，曾就读清华，留学哈佛。他们虽学贯中西，却没有数典忘祖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一直是坚守中国文化本位、稳健革新的角色。

最后，陈学超教授揭示了“吴宓现象”的启示，第一，对吴宓其人做了一个介绍。第二，辨析吴宓的文化选择：说明“新”和“旧”并非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，以克服盲目趋新、全盘弃旧的流弊；纠正文化发展上的简单的线性进化论思想；认为中西文化可以融会贯通；提倡“虚衷自谦”的态度和互相切磋、取长补短的学风。第三，谈到“吴宓现象”的反思，现代文化史上的历史的悲剧，被学界称为“吴宓现象”，指出探讨在中国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，也许比了解吴宓的学术观点更为重要。第四，分析了吴宓与“关学”，即以陕西关中为中心的传统思想文化。认为吴宓接受白璧德以回归传统为特色的新人文主义思想，更深层的原因，与他出身的陕西关中明清以来流行的“关学”思潮熏染有关。

陈学超教授在讲座中

陈学超教授的讲授结束后，黄维樑教授、李继凯教授、赵学勇教授作出了精到的点评。

黄维樑教授认为北斗与吴宓有关系，因为吴宓字玉衡，玉衡是北斗七星之一。黄教授提到，陈教授的演讲从胡适开始，到“哈佛三杰”，其中包括吴宓，陈教授引用的材料有许多，不断地深化、积学，成为他的学问和主张，黄教授同意陈教授“吴宓是稳健的革新派”这一观点。

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教授参加讨论

李继凯教授指出，陈老师有一个鲜明的观点，即吴宓从长安走出，是先带有文化积淀，然后到了美国接受西方的新人文主义，形成了他中西文化汇通的一系列观点，甚至他的文化选择、文化立场、文化姿态，都是陈老师的一个概括即“稳健的革新派”。后来也称为“汇通派”。但李教授提到，他更愿意用“文化磨合”来解释，因为融合、汇通有一种想融在一起的追求，实际上这是比较困难的。然而磨合是可能的，承认差异、能够共存，各自有各自的文化系统、话语系统、表达方式，但是它可以适配、和谐、互补、双赢地在一起。

高研院院长李继凯教授参加讨论

赵学勇教授在与谈时提出，改革开放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四十多年，进度变化不是很大，比如严家炎先生编的文学史，是2012年出版的，他对吴宓，所谓的学衡派、复古派的评价，仍然延续了唐弢他们的文学史的观点。赵教授认为，这成了我们现代文学领域研究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，即对于这代文化人，他们如何融会新知，走西方这条路、从西方回来，走现代化建构的这条道路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。此外，关于陈教授提到的留学生激进派和稳健派的话题，赵教授认为这个提法很新，如果把吴宓等稳健派放在当下的语境当中，恰恰这些人是最有价值的。吴宓等人提倡的昌明国粹、融会新知、守正创新，是今天所需要的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。

文学院资深教授赵学勇参加讨论

最后，陈学超教授与线上的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，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予以一一解答。长江师范学院肖太云老师提出，佛教在吴宓的生命体验与文化经验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，如何看待吴宓时时言说出家却始终未能真正出家之间的缝隙，吴宓的佛教经验与中国传统士大夫有何异同？陈教授提到，总体上，中国早期留学生到西方以后，对基督教的认知比较多。因为西方文化的主流是基督教文化，而且基督教泛爱的教义、同情弱者，都吸引了留学生，那一代留学生很多信奉基督教。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仍然坚持佛教，这一部分人其实是比较坚守中国文化的，虽然佛教从印度过来，但是儒道释是中国传统文化信奉，所以吴宓的一生，对佛教、对中国传统道德，他都是当作一种宝贵的资源在学习、探索。但这代知识分子也有他矛盾的一面，包括胡适也在美国研究佛教、佛经。对吴宓这样复杂的一个人物，有时候很现代，有时候很传统，这些矛盾和冲突表现在吴宓身上是自然的。

此外，陈瑞琳老师认为，在任何一个时代，都不能只有激进者，必须有稳健者。所以在那个时代，有吴宓这样的学者，在今天回头看是非常重要的，现在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提出了两个问题，第一，留下来的国粹是什么，丢掉的国粹又是什么？第二，在全球化的时代下，如何把我们的文化、文学与世界文化、文学进行对比？吴宓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，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困惑，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格局，学者包括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的非常艰难的抉择。

线上学者参与交流

最后，陈学超教授回答了为何二十世纪上半期留学东瀛者激进居多，留学欧美的更趋稳健的问题。他认为二十世纪初期，留学生分为两路，东路军到日本，西路军到欧美。由于当时的环境和国家的文化不同，和中国文化的距离、关系也有差异，所以也形成了他们不同的理想去向。东路军：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陈独秀、李大钊等，到日本留学的人，不完全是学习日本文化，更多是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文化。因此，日本的留学生较为激进，是因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，梁启超、康有为等人最早在日本学习，加上日本的传统文化，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系。所以他们的思想虽然激进，但在保留中国的传统文化方面比西方的留学生更多一点，例如鲁迅、周作人等人。西方留学生稳健的原因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，有一批人最后坚持整理国故，融会新知，来继续做国学，日本的留学生相对较少，而且日本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联系较为紧密。所以当时日本培养了中国很多革命家的激进，在意识形态上，从苏联学习，在日本传播，最后中国的一批左翼作家、革命家从日本来了，西方的文化影响的人，他们的革命思想不是那么浓烈，所以他们在学习西方以后，希望和中国传统文化磨合以后，来建立中国的新文化，所以新文化运动中，东路军与西路军的作用是不同的。但是他们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，只是他们的表现形态不同。